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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自提出以来，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，“走出去”的中国人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，为其他国家发展贡献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智慧。

为响应国家号召，更好帮助企业家理解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2018年10月，上海交大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共同成立“一带一路”研究院；12月，“丝路行者”项目正式发布！今年2月，“丝路行者”首站走进国家发改委，对接政界专家资源，洞悉国家战略。

5月17-18日“丝路行者”上海站重磅开启，多位学术专家企业家就中亚、欧洲、美洲、中东、非洲等区域战略深层次、多维度解读“一带一路”推进现状和投资机遇。

“一带一路”已经从倡议阶段进入建设阶段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，要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为重点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，加强创新能力，形成陆海内外联动、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。

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表示，种种迹象表明“一带一路”已经从倡议阶段进入建设阶段，现正在逐步聚焦重点，精雕细琢，从谋篇布局的“大写意”转入精谨细腻的“工笔画”。

截至2019年3月底，中国政府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3份合作文件，同时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已被纳入联合国、G20、APEC、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。

黄仁伟认为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同样也需要高质量发展。高质量意味着所有项目都要体现高水平，不仅在中国的标准是高质量，在世界的标准也是高质量。在此基础上，还应当加强国际融资能力。

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教授表示，“一带一路”凸显了中国大国地位，逐步走向世界舞台，现已在工业、金融、农业、科学等众多方面进行投资，实现各国互利共赢。

“一带一路”是规划的投入，绝非一拥而上

“一带一路”市场的扩大与开放，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，为企业“走出去”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机遇。

“一带一路”涉及欧洲美洲，也同样囊括亚太及中东地区。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邹磊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周边外交等研究工作，他认为，沿线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，地区民族、宗教、地域、派系对立严重，内部政治对立与外部大国博弈交织，存在结构性、长期性、经常性的政治危机。

邹磊强调，在“一带一路”的投资过程中，要特别注意跨境安全风险、法律和政策风险、自然和经济社会风险；同时建议海外营商要量力而行，务必提前做好风险评估。

全球CEO三期学员、上海建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建雄在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国拥有丰厚的投资经验。他表示，东南一些国家的法律非常细分复杂，有些国家会对跨国公司或者海外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管制，企业家在法律税务方面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，做到严格规范，尽量寻求律师“专人办专事”。

祺翔资本董事长厉馥华在分享中谈到，“既然要走出国门，就一定要对国际形势有非常清楚的了解，必须不停跟进。我们团队每天都在关注《金融时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等金融和政治息息相关信息，查询很多资料为海外工作做充分准备。”

由此可见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，绝非一拥而上的盲从投资，而是要提前规划布局，制定一系列工作方案和规划，主动融入当地营商环境，从小而精做起来，步步为营。

“一带一路”是政治经济的往来，亦是多重文化的交汇

近年来，中国与世界诸多国家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加快推进全方位合作，实现发展战略对接。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为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和能量。

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伟才表示，在中国对非投入不断加强的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愿意借鉴中国经验和利用中国支持，越来越乐于将中国作为其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，中非双方政治互动日益频繁、经济合作日益扩展和深化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是不同国家、不同政治制度、不同文明的国际大合作。企业“走出去”只是第一步，相互融合才是关键。实现民心相通、心心相印同样也是互利共赢的必要条件。

交大海外全球CEO首席顾问、原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教授表示，在外企业除了要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，还要在文化、民族、宗教上做准备，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、当地文化的关系。在珍爱自己的华夏文明的同时，也要理解、欣赏、赞美别人的文化。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，不考虑文化、民族、宗教等因素，同样也很难达成目标。

为期2天的“思辨上海”圆满落幕，不少企业家学员表示，通过与“学界大咖”和“实战大家”共同碰撞思想，对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策略、地缘优势、历史文化的热烈探讨，进一步加深了对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理解，凝聚共识。

“丝路行者”下一站将走出国门，7月21-28日一同前往中东欧腹地捷克和波兰，深入了解中国资本在中东欧市场的布局、探讨欧洲语境下的中东欧在欧洲的竞争力以及中东欧发展前景与“一带一路”战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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